“海商法泰斗”是司玉琢的主要标签，但他并不喜欢这个称呼，“还是叫我‘司老师’更亲切。”

与海商法结缘，司玉琢称自己是误打误撞。因为1964年毕业时，他只有海商法考了4分，其他课程都是5分。谁知恰恰是这差的1分，司玉琢为之奋斗了一辈子。

我国的海商法作为学科建设始于大连海事大学。“1984年年初，我与时任大连海运学院院长周光庭谈起航海类专业教学质量问题，碰撞出一个火花：要提高航海类专业的教学质量，需要给它安上两个翅膀，一个是航运管理，一个是海商法。”司玉琢告诉记者，“翅膀理念”很快成为学校的决策。航运管理系同年下半年成立，司玉琢任系主任。1985年开始招收“国际海事（法律）”专业（海商法专业前身）本科生，1986年恢复航运管理专业本科生招生。

起步阶段最艰难。1984年建系初期，海商法加基础法教师只有7人，连办公室都是借用其他学院的。“当然，人少也有人少的好处，办一个案子就够全系老师发半年的奖金。”司玉琢回忆起来倒是很乐观。

到了1990年，一对翅膀变成了一只鸟——海商法独立出来，成立了国际海事法律系。1998年，一只鸟又变成了一群鸟——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成立。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海商法专业已成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并作为二级学科在教育部备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大连海事大学于1998年创建了全国第一个以海商法为主要方向的国际法学博士学位授权点，2010年获批一级法学博士学位授权点，2011年获批国际法学（海商法）博士后流动站。如今，大连海事大学的海商法学科已在国际上享有一定声誉。

至今，法学院已招收本科生33届，截至2017年年底，共培养本科生4047人、硕士生3243人、博士生339人、博士后10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已成为活跃在我国海事法律领域的骨干。

司玉琢告诉记者，他把毕生精力都花在了海商法的学科建设上，花在了海商法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到博士后的整个体系的优秀学子身上了。在从事海商法教学科研的50多年中，他用了11年参与起草《海商法》，又用了10年参与国际公约《鹿特丹规则》的研讨与制定，但并不觉得满意。

“我不过是承上启下的过渡性人物。唯一令人满意的事，是我和我的同事们在前人开垦的荒野上，为后人搭建了一个海商法的平台，现在在这个平台上上演精彩剧目的是一大批年轻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我国海商法研究的整体水平已经达到亚太领先，在世界上也并不落后。”司玉琢说。
海洋法治中国模式逐步形成

在司玉琢看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海事立法、司法、执法取得了显著成就，正在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海洋法治中国模式。

说起我国海事法治建设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莫过于1992年11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获得高票通过。作为这部法律的主要起草者之一，司玉琢回忆起当时的经历，感触颇深。

“该法历时40年，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我是从1981年恢复起草时参与进去的，前后也经历了11年。”司玉琢说。

上世纪80年代后，立法指导思想上发生了两次变化，起草的法条几经压缩、扩张、再压缩、再扩张，最终形成了目前268条的版本。

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至此，有关海事海商的实体法和程序法都已独立颁布并付诸实施，这在航运发达国家也是少有的。

在加强立法的同时，我国注重海事司法建设。根据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在沿海港口城市设立海事法院的决定》，1984年，我国首先在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天津5个沿海城市设立海事法院，后来又陆续在福州、厦门、宁波、海口、北海设立海事法院。

目前，全国共设立10个海事法院、39个派出庭，每年受理海事海商案件逾2万起。不论从专业审判机构，还是每年受案量，我国都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加速司法改革，逐步实行海事民事、行政、刑事案件“三审合一”，建设世界海事司法中心。

立法和司法的完善，对我国航运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保障作用。“举个例子，1936年，上海中威轮船公司的两艘商船租给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一直没有返还。陈氏家族三代人耗费77年时光，用尽了外交、诉讼、非诉的各种手段，最终依靠我国的海事司法和法律，打赢了这个跨世纪的官司。

“可以想象，在连扣一艘船都要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的改革开放前，我们怎么可能及时、有效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司玉琢感慨道。

在海洋执法方面，2013年，国务院重新组建了国家海洋局，推进海上统一执法。通过对国家海洋局的海监、公安部的边防海警、农业部的中国渔政、海关总署的海上缉私警察队伍进行整合，以中国海警局的名义开展海上维权执法，接受公安部业务指导。同时，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的主要职责是维护海上交通安全。自此，“多龙治水”的乱象得到改善，变成了“二龙戏珠”。

随着我国海洋法治建设的逐步完善，司玉琢结合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设想再搭建一个更大的平台——海法。几年前，他提出了建设和完善面向海洋的法律体系（海法体系）和创建海法学学科的理念，并在《法学研究》等重要期刊上发表了有关海法体系和海法学科的论文，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创建海法学学科，是我一生中最想做、但还没来得及做的事情。”已逾仗朝之年的司玉琢并没有享受晚年生活，他还在为自己的梦想努力着。

引领航海教育

由专业建设向学科建设转型

一心治学的司玉琢，并没有忘记为母校做点实事。他用了9年时间，以大连海运学院最后一任院长、大连海事大学第一任校长的身份，推动着我国高等航海教育的发展。

1991年年底，司玉琢出任大连海运学院院长，两个月后，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改革开放加快了步伐。在这个大背景下，司玉琢带领学校开始了新一轮的综合改革。

“这一轮改革涵盖教学、人事制度、分配制度、办学模式等探索，核心是落实教师的主体地位，理顺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教学和科研服务、为教师和学生服务。”司玉琢说，当时最振奋人心的口号是“海大的希望在教师”。

与此同时，国家对高等院校也采取了重要的改革举措，以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迎接新世纪人才竞争的挑战。“这就是在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大学，简称211工程，这对我校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司玉琢看来，带领学校首批入选211工程，有更深层次的意义。

大连海事大学的优势在于两个传统的海上专业——船舶驾驶和轮机管理专业，但它们都不是学科，而争创211工程是以学科建设为中心，这也是当时全国高等航海教育的“软肋”。长期以来，学校的重心都是放在专业建设上，对学科建设有所忽视。司玉琢告诉记者，211工程带来的重要启示是，学校建设进入了一个转型期，即以高等职业专业建设为主向以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并重转变，这也开启了我国高等航海教育由专业建设向学科建设的转型。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一次全校大会上提出了一个观点——‘国际航运重心已经向东方转移’，这对航海教育既是机遇、更是挑战。”司玉琢研究西方国家航海教育发现，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时，航海教育就会萎缩，所以西方航运发达国家早已找不到专门的高等航海院校。从这个角度考虑，我国高等航海教育在保证当前的优势地位的同时，学校的长远发展必须要有另一手准备，向学科建设转型迫在眉睫。

在司玉琢的主导下，大连海事大学大胆推行灵活的用人、引智机制，从长远发展的角度重新调整了学科专业布局；指导海上专业通过了国际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使毕业生有了国际认可的通行证，这在我国高校中尚属首次。

经过20年的211工程建设，面向海洋的学科布局基本形成。如今，大连海事大学的建设目标是计划到本世纪中叶，建成世界一流海事大学，拥有若干世界一流学科和一流专业，在世界海事教育领域发挥引领作用。

在离开校领导岗位后，曾有不少公司和律所高薪邀请司玉琢去做顾问，但都没有令他动心。司玉琢告诉记者，他从未离开过海商法的舞台，如今更愿意给年轻人“指点指点”，因为他还秉承着那个理想——为海洋强国建设奋斗不息。